17/01/23

橘子

昨晚回家后躺床上辗转,许久才睡着,身上似乎还有烧烤的味道,鼻边是南方湿润空气里被子的独特味道。被子摸上去有些润,但钻进去却很快就暖和起来,这种有些厚重的被子盖在身上,如果不靠双手都坐不起来。去北方上学后,每次回家,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小时候去外婆家,高高的床和厚重的被子,让我格外想念家里的床;而现在睡在自家的床上,却有了小时候的感觉,只是枕芯里麦子壳的味道变成了“南方的味道”。

家里依然是杂乱的,遥控器、药瓶、指甲刀、充电线、钳子、水壶盖、扇子、玩具随意摆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可能是高中住校时吧,每次回家,都把各类物品归类放置好,药瓶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玩具收进积木箱,票据用夹子夹好,可爸爸总埋怨找不到哪样东西,而每次过不了多久又回归杂乱。于是渐渐我也不收拾了,扫地、洗碗、洗衣服,我都不想做,收拾东西这件事去掉以后,我就总是在电视面前坐着。对我来说,扫地有机器人、洗碗有洗碗机、洗衣服有洗衣机,垃圾袋子用专门的一卷就好,不必把买菜的脏袋子套在垃圾桶里。

这让我的懒远近闻名,也让我偶尔的“勤快”带有很大的孝顺味道。可我就是个逆反心理很强的人,越是如此,我越是坐得稳重。这样以来,我的懒就愈加著名。上一辈的亲戚说我爸妈娇惯我,我其实不同意。他们的逻辑来源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爸妈娇惯我,不然我就长不大。这样的逻辑再延伸就是,因为我爸妈娇惯我,所以我不善言谈、人际交往差、做事做不好、喜欢顶撞。因为娇惯总不是个好的词语,它和“对子女好”远远不同。

我慢慢发现家里人其实都是一些很精于生活的人,这里的“精于生活”不是说对生活品质有很高的要求:喜欢美味佳肴、爱读好书、喜欢尝试新事物。恰恰相反,他们平时喜欢吃素菜、粗粮,没有买书的习惯,新事物只是手机和大屏幕电视,他们请客会点两倍的菜,屋里总有《故事会》和每年运势书,手机、电视就是他们最大的更新物件。他们关系网复杂,邻里来往频繁,总从老家带鸡鸭特产分给各家,因为这些鸡鸭不是吃饲料长大的,“味道更好”;他们有了余钱就开始筹划买房,可能这是唯一的投资,也开始为儿女在二三线城市买房筹钱,儿女成绩好进了好学校有了好工作是他们的炫耀资本……

而且很多事你也无法通过说服对他们产生影响。前几年智能手机的风潮还没有刮到这儿,儿女买了两千块的手机被他们看作“不知父母辛劳”,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大家还持着“苹果就是骗中国人钱,在美国卖一千多,在中国卖五六千,成本少得可怜”,我说“对,就是一堆沙子做的”;吃饭的时候总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总低头玩手机的“低头族”,缺少感情,把钱放在支付宝会被说不安全。而现在他们一个个开始更新换代手机,屏幕多大,拍照像素多高成了热点;应毕业或工作的儿女要求给换了新款苹果手机后开始说苹果就是好用;刚过元旦的时候家里微信群大家都在比去年收到多少红包支出多少红包。大家似乎都忘了当初自己是怎么对这些新东西冷嘲热讽的,他们每天在家庭群里约去打牌、拍自己吃了多么“造孽”的饭菜、一言不顺就发红包雨。

这样的氛围,是一个缺乏标准的氛围。从爷爷起,到几个叔叔阿姨夫妻都是老师,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所谓的人生大意、情怀等价值概念,但他们所秉持的,还是“黄金条下出好人”、“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才”、“卧冰求鲤”、“悬梁刺股”这一类儒家观念。近些年来,随着儿女的成长和环境的变化,他们从严到宽,从主导到平等,也对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了更强的观念。小时候,读的书让我知道什么叫高尚,什么叫卑鄙,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他们却让我知道什么叫利益,什么叫面子,什么叫尊卑,什么叫成功。他们可能努力去教一个小孩什么是正直的品格,也会教一个青年如何才能在各方如鱼得水,他们可能努力告诉一个小孩什么叫挫折是成功的必经之路,也会教一个青年如何越过荆棘抄近路走近道,他们可能努力嘱咐一个小孩你需要自己主导自己的人生,也会让一个青年尽早成家并为其筹备买房首付。

虽然常常在这样的氛围里遭受挫折,我还是想以一种乐观和戏谑的心态来和它交互。桥上的人在看风景,他也是我们眼中的风景。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里有这么一则故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一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
> 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读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吨儿来。
>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噎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譬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
> 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忘却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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